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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武走出了《伤寒论》胡希恕走近了仲景爷
胡刘二老是同一时期的两位伤寒临床大家，有众多的相近之处，同受日本汉方医学研究的影响，都在《伤寒论》的研究和实践中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且所创立的“三部六病”学说（刘氏）与“六经八纲方证相应”学说（胡氏）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既如此为什么说刘氏走出了《伤寒论》而胡氏走近了仲景爷呢？
我们要先从其各自在解读《伤寒论》过程中所创立的学说谈起，“三部六病”学说将人体划分为三个部分，即表部、中部（半表半里）、里部，简称“三部”，每部存在的病症，根据其阳（实、热）和阴（虚、寒）的不同病性，划分为六类证侯群，简称“六病”，“三部六病”学说由此得名。胡氏认为无论表、里、半表半里，均有阴阳二类不同的为证反映，三而二之为六，即病之见于证的六种基本类型，亦即所谓六经者是也。不难看出胡刘的学说是相近的。“三部六病”仍以六病名之，将太阳病和厥阴病归为表部，少阴病和少阳病归为中部，阳明病和太阴病归为里部。而胡氏虽言“经络名称本来可废”却仍用六经之名论说，认为少阴病是表阴证而厥阴病是半表半里之阴证，就此胡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笔者在“胡希恕关于少阴病为表阴证之辨正”一文已经论述了胡先生将少阴病理解为表阴证是没有依据的，而据第148条、第285条均可说明少阴病不是表阴证，就此而言刘氏的论断是正确的，即少阴病是半表半里之阴证。再者既然胡先生已经意识到“经络名称本来可废”、“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仲景书取法于《汤液经》”，为什么还要沿用“六经”之名而论说其学说呢？就此而言刘氏承用“六病”是正确的做法。既如此为什么还说“刘氏走出了《伤寒论》胡氏走近了仲景爷”呢？
我们知道胡刘学说所言之表、中、里这样的三部结构并不是胡刘的发明，日本人白水田良早在江户时代（1772年）就已有这样的认识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至少落后了二百年。从《伤寒论》成书到刊行流通大概相距800年，从成无己到白水田良大概是500年，就是说从《内经》体系走出从而走进《汤液》体系足足用了500年，可见走近仲景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对《伤寒论》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非常浅薄的，所以胡先生秉承着“始终理会”的精神学习和运用《伤寒论》，而刘绍武先生呢，“对《伤寒论》之不足也深有感悟，故对《伤寒论》有“立纲、归类、正误、补缺”之举。”我们看看刘氏的做法，“过去，一般认为桂枝汤和麻黄汤是治疗太阳病的方剂，但从实际临床应用之结果看是不适宜的。为什么呢？因为太阳病是表部的阳性病，病性属热、属实。阳病的治则应该是“热者寒之”、“实者泻之”，故不应该用热性方剂麻黄汤和桂枝汤，治热性病。王叔和曾说“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桂枝汤实乃表虚的厥阴病之方，而非太阳病所能用。”……“根据“热则寒之”的原则，将其桂枝汤更为麻杏石甘汤，取名葛根麻黄汤。”我们再看看胡先生怎么说：“这两个类型，原则是有了，要是中风型，必须用桂枝汤法，太阳中风，开始就用桂枝汤嘛，用桂枝汤这类的发汗法。要是无汗的伤寒型，就要用麻黄汤的发汗法。但是无论是中风型、或是伤寒型，这个证侯还是千差万变的，那不是老那样子，怎么办呢？还得因证而施，就是具体的事实具体分析，所以桂枝汤里头有很多加减方，麻黄汤里头也有很多的加减方子。还得根据寒热虚实往下辨。辨到什么为止呢？就是这个方药恰好相适应了为止。”看到了吧，这才是走近仲景爷的正路子，紧紧围绕着《伤寒论》规规矩矩辨证施治，不敢越其半步，就更甭说给太阳病重新制定治则重新组方了，在胡先生这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再来说说这个“麻杏石甘汤”，《伤寒论》中第63条、第162条皆可读到此方剂，第63条:“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第162条:“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胡先生解释说：“这个汗出是汗多得很，而且汗相当地稠、黏，这纯粹是热。这个喘也是热壅，表不解，表邪也盛，热往上壅得厉害。这个汗出有阳明的味道，但是又不到承气汤那种情况。”“这个是：里有热而汗出，表不解而还喘，有麻黄证的喘，表不解。但是麻黄汤是不出汗的。里有热，阳明法多汗，里头热壅于里，蒸汗于外的这种出汗。所以不能用桂枝汤，里热不能用桂枝。”可见，麻杏石甘汤的适应证是表虽未解而里热已成汗出而喘，无大热者。至少是个表里俱热吧，而刘氏却将此方加了葛根从而命为葛根麻黄汤，并以此作为太阳病的主方，显然已远离了《伤寒论》之经旨，难道这样的做法就是所谓的“正误、补缺”之举吗？正误的前提是误，《伤寒论》太阳病用麻黄汤、桂枝汤有误吗？是吾辈可正的吗？显然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懂得《伤寒论》，还不会运用，还没有真正走近它。
我们再来看看自学成才的费维光先生对《伤寒论》的认识：“《伤寒论》在感冒的第一阶段（太阳病），具有许多经方，我常用的就有十一、二首之多，基本上都是由温热药组成。这与人体患感冒后的“自然疗能”的趋向是一致的，所以服用剂数一般极少，就能很快痊愈。这是现代西医和温病学家所不认识和难以理解的。《伤寒论》在感冒的第三阶段（阳明病）才和西医与温病学派对感冒的治疗原则相同。这时体温已超过“自然疗能”的极限（不是用体温计所能确定的）患者感到不恶寒、反恶热，身发高热，口渴，出大汗，脉也洪大。这是《伤寒论》学派、温病学派、西医都用寒凉药阶段。……这是唯恐烧坏人体的器官及脑功能的缘故。但在感冒开始阶段，即是发热或发高热，出现不恶寒或反恶热，仍属于感冒的第一阶段，按第一阶段治疗。必须具备上述第三阶段的所有症状条件，方可按第三阶段治疗。”费维光先生的论述足以说明刘氏改桂枝汤、麻黄汤为葛根麻黄汤为太阳病的主方的做法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说刘氏走出了《伤寒论》绝不会成为冤假错案。
原本写到这儿已结语了，近又看到郭生白先生讲“麻杏石甘汤”治疗肺炎时，讲到石膏之药证时特别强调恶寒的时候是不能用石膏的，绝不能用石膏。为什么？因为恶寒发热的太阳病的热是身体主动制造出来的体表之热，目的是为了排汗，身体苦心经营出的这么点体温，你能轻易地用石膏把它清掉吗，恶寒就要穿、盖，就要保暖、保温，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所以恶寒发热不能用石膏，绝不能用石膏。郭老讲的太通俗了，就是说太阳病之表热用石膏这样的大寒之药去清之，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尽管你有“热则寒之”这样的理论依据做支撑，那也是错误的，因为与人体的自然良能的趋势相反。
刘氏走出了《伤寒论》的例子还有很多，此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凡丁写于沈阳东油寓所
2019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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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5 23: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