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又言“少阴病不等于少阴证”，这样的说法只能造成更多的混乱而于临床无益。
其所言的黄连阿胶汤，猪肤汤，四逆散，大承气汤皆少阴病的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证，基调依旧是少阴病，“对于急性病的治疗，有时是朝须大承气，而夕必四逆汤”，就是说这几个汤的应用皆是少阴病的治疗过程中的小插曲，不是仲景写错了也不是叔和编错了或是错简什么的，都不是，不理解为什么写入少阴篇只能是你还没读懂伤寒论。
“证”这个字大概46见（不一定准确），见于35条中，我们有必要了解仲景是怎么用这个字，少阴证，表证，柴胡证，阳明证，热证，血证，阳证，外证，脉证等等，何为少阴证？用今天的理解就是可以确定为少阴病的证据，就是说如果少阴证俱那一定是少阴病无疑了！所以说“少阴病不等于少阴证”这样的表述于学问与临床皆无益！
以上言论如有不当在此向李先生表示歉意。
三六后学总是能秉承刘氏思想改造大论而搞出点新花样，说“六病”是以各自发病的时辰而命名的，而“六证”则不含病时概念，这样的说法是走出了大论并越走越远呢还是离仲景越来越近呢？
如果各病时内“六证”皆可出现，就是说“六证”与病时无关，而与病时有关的就只有如太阳少阴这样的病名了（三六称六病传统称六经）如此这个六病时与六经之名相应的问题实与《伤寒论》没什么关联了，或者可以说是《伤寒论》以外的事情，实际上是“巳至未”这个时段为什么是“太阳时”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时段不是其它时，或不能叫其它时，不能称少阴时，不能叫阳明时而只能称太阳时？这样的问题实与大论无直接关系，就是说抛开大论也可以谈。而这样的问题想在大论中寻找答案就不太现实了。
这样的问题在《内经》里可能也找不到直接的答案而只能找到一些线索，这样的问题似乎只能到《易经》里去找，我们很容易发现少阴老阴少阳老阳这样的四象之名与我们讲的太阳少阳太阴少阴是一致的，只是我们多出了阳明与厥阴两个“新名称”，也就是这两个新名称就把中医后学搞得一塌糊涂，而实际上《内经》里已给出了定义，我们可以找出来读一读悟一悟《内经》是怎么解释这两个新名称的。
大论中涉及到时间内容而用地支十二时辰表达的除了六病欲解时六条外，当别无它处。而用十六时段表示时间的倒是有几处，比如“日哺所”，“夜半”，“平旦”，“旦日夜半”，而这样的十六时段正是形成于西汉时期，或许是仲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词，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论中的六病欲解时那六条很可能是先贤遗著内的原文，仲景未做改动而直接采用，我的理解是用来理解“太阳”“太阴”这样的名称的而与病解或病愈无直接关联。
凡解亦或新解皆具主观性与局限性，凡新编皆是以新解为前提进行的，解错了自然就编错了，而又有谁可以确保自己解得丝毫不错呢？所以我个人视新编经典为学问之大忌，认为新解可也而新编万万不可也！无论做《伤寒论》还是做《老子》皆如此。这几句是读廖敦的新作《伤寒论新解》之感。
有人会说不对啊，谁说“六证”与“六病”无关啊，有关啊，六个病时的太阳证都不同啊，太阳时发病的太阳证与少阴时发病的太阳证就不一样啊，与少阳时发病的太阳证也不同啊，与阳明时发病的太阳证更不同啊，太阴时，厥阴时就更不用说了，统统不一样啊。
怎么样复杂了吧，这个太阳证得从六个病时分别去认识它，否则你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太阳证啊，那不用说少阳证也得从六个病时分别去认识它，如此说得有六种不同的太阳证，六种不同的少阳证，六种不同的阳明证，六种不同的太阴证，六种不同的少阴证，六种不同的厥阴证，每一个病时发病都不同啊！
仲景他老人家是这个意思吗？这样的解读是创新呢还是糟蹋人啊？
请教心宁老师，十六时段是指什么呢？
这些时间名词好像属于十二时段：平旦、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日晡、黄昏、日入、人定、夜半、鸡鸣、昧旦。
有意思，这种“病时套证”的“排列组合”，就好像托勒密本轮套均轮的地心说，随着天文观察精度的提高，到中世纪的时候已经需要套八十多重小本轮了，还是不能计算出行星的准确位置。
问题的关键不是十二时段与十六时段，而是仲景使用了两套不同的分段计时制，这才有了这个假设，使用地支计时的那六句话可能是传抄原著的，而另一套分段计时系统是仲景日常习惯使用的。（当然这都是假设，不一定正确）
至于十二与十六的问题，实与大论关系不大，不是研究的重点，当然有兴趣是可以考证的，梦同学这方面的能力要远超于我。
请教老师是梦同学的习惯用语，而某某同学则是心宁的习惯用语，这就是我说过的特异性，很好鉴别的，我们读仲景的书亦如此，巳至未与日哺所混着用是不是有点怪怪的，这也是特异性，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不同的用法，这是我们应该思考。
实际上大论中是找不出六种太阳证或是少阴证的，但是李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就是那样的，就是说理论上是存在六种不同的太阳证，六种不同的少阴证等等，这样搞就得搞出三十六种不同的证，搞得出来吗？再写一本“伤寒论三十六证解”吧，这可是个大课题。
一天不同时辰人体和自然界的阴阳盛衰不同，同一脏腑经络发同一种病的证候确实有些许差异，但时间节律不只有“日节律”，还有月节律、年节律等。
影响证候的也不只有时间节律，不同的空气湿度和光照（天晴下雨、东南西北）下发生同一种疾病，证候也有一些差别。
各种因素对病症影响力的大小不同，仲景不用相对稳定的“六经物质基础”，反而用一个影响权重不是最大且适用范围也较为局限的“日节律”来划分“六病”，舍本逐末了，没有抓住六病的最主要区别。
老师经典读得很仔细用心，地支记时和时段记时混用确实要深思明鉴。
伤寒论条文言简意赅，因此也使后人对其中的一些字句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比如：
280．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比如这个“减”字，李老师认为是“不用”的意思，胡希恕先生也这样讲：
其人续自便利，头前说这个自利益甚类的太阴病，继续他自下利，你也看到这个腹满时痛了，假设这个腹满时痛像着头前那个样子，而可以用这个芍药大黄，你可不要用，宜减之，不是减量，不要用。什么道理呢，真正要里头有寒到那个分上，这也一定虚，胃气弱，这种苦寒药呀，搁上就是下利不止，易动故也。
首先：但凡经方方名中，不用某个药，都是加“去”字，没有加“减”字的，比如：[桂枝去芍药汤]，仲景为何在这里用“减”字呢？如果真的是“去掉”，用“去”字不是意思更明确，语术更统一吗？
第二：从整句条文语境来看，如果理解为“不用”，就会前后矛盾，成了“当用而不用”了。
第三：减，渻也。――《说文》；减，少也。――《广雅》；《左传》《汉书》：“少也”（克减侯宣多――《左传·文公十七年》；太仆减谷食――《汉书·元帝纪》），这几本经典都成书于《伤寒论》之前或同一时期。
第四：《伤寒论笔记图解》：“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是“减量”的意思：
至于考证能力，不过是百度所谓的“搜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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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条，可商榷。
学习大论有一点胡先生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就每一条都不能孤立的看，而要前前后后联系起来看。280条提到大黄芍药而且是将两味药放在一起提出来，显然是针对279条来的，因为前条是桂枝汤加了芍药而又加了大黄，病又属太阴，所以才在下一条又来讲讲这个真正的太阴病治疗时应注意的事情，作者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那就不能越过279条去理解280条了。
279条作者虽言属太阴，不过是原本的太阳病经医误治而出现新的变证而涉及太阴了，如果一定要定性大概是太阳太阴并病，这个变证只是表证未去而又增加了腹满时痛，似乎牵扯到了太阴。而280条则不然，没有什么误治的事，而是患了太阴病，虽自便利但可能有腹满时痛的症状，所以作者说“设当行”，古人说话就这样，设当行就是不当行的意思，所以宜减之减的既不是大黄也不是芍药更不是减量，而是使用大黄芍药的想法，放弃这种想法，“应当放弃使用大黄芍药的想法”，隐含的意思是279条与280条不一样，临证时要注意，如果不小心用错了会怎么样，“易动故也”，胃阳损伤，洞泄不止而心下痞硬证成。作者是这个意思。
２７９条不是太阴病？
仲景条文中可说：“属太阴也”哦！
心宁老师也认为“太阴虚寒证”才叫“太阴病”？
我的观点是“太阴经脏的病”都叫“太阴病”。
表邪内陷太阴脾之血络的桂枝加芍药汤证和桂枝加大黄汤证也是太阴病。
是去掉不用的意思仲景为何不用“去”字，和诸方名统一意义才明确啊。
若“设当行”为“不当行”，那仲景说话就太“绕”太暧昧了，含沙射影的“点醒”后人？
直接说：虽有腹满时痛者，因其胃气弱、易动，不当行大黄、芍药，不是更明确吗？
“减”字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含义，我认为是非常明确的：“减少、衰减”。
255．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生姜(三两切) 甘草二两(炙)芍药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白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诸汤皆仿此。 《金匮要略》{虚劳篇}“革脉”的定义：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
革脉包括弦大二脉之象，但弦脉一般来说是弦劲有力，按之不移，而革脉之弦，重按则减，所以说“弦则为减”；大脉一般来说是洪大有力，但革脉之大，是大而中空，类似芤脉，所以说“大则为芤”。重按减弱的脉象主寒；大而中空的脉象主虚，这两种脉象结合则为革脉。所以说虚寒相搏，此名为革。
近人依《内经》解伤寒论的代表人物是刘渡舟先生，学院派多是此一流派，而据《汤液》释伤寒论的代表便是胡希恕先生，而传承此派的应为少数。我个人是从胡先生而入门的，但学习伤寒论的过程中，刘渡舟先生，陈亦人先生张斌先生的著述我都会认真去读，但我仍以胡先生的学术为主线，从一而终，为什么会如此呢？
研究古典我常用假设法，研究伤寒论亦如此，假设我们只能读到《伤寒论》，就是说假设《内经》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会怎么解读伤寒论，做《老子》也一样，我是做帛书老子的，我就假设只有帛书老子存在而没有其它版本我们怎么解读？我们会把帛书老子中的“上善治水”校注为“上善似水”吗？（李零教授就是这样校注的）为什么？就是它本皆“上善若水”，用李零的话说“似”与“若”同义，显然是受了它本的干扰与影响，怎么才能不受影响，就是假设它本皆不存在，这是我的方法。
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各自的学派思想，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伤寒论》便不难发现它是一个病与证的分类学，而不是生理的病理分类学。姚梅龄先生说六经皆有表证，甚至十二经都有表证，说的对吗？对，没错，从六经的生理角度说其病理反应，他说的就没错，但他讲的不是伤寒论，或者说不是伤寒论所表达的意思，仲景盖是发现无论哪一经的表证表现都有其共性，就是都有欲表解之势，无论是发汗还是解肌亦或是透表，总之都要从表走，这是仲景发现的规律性，郭生白先生也正是从这里悟出了本能论，这也是我选择胡学并从一而终的原因。
所以不从生理的病理角度考虑我们就不会把279条也看成是太阴病，我们认为它还是以表证为主而增加了腹满痛的症状，而新增的症状正是医者误治，药邪所致。
古典皆有自己固有的体例，大论亦如此，“下之”与“下之后”内含不同，就差一个“后”字表达的意思大不一样，“医反下之”与“下之”类同，表达原证未去而又出现了新的变证，所以279条不是原本的太阳病经误治而变成了太阴病，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作者说“属太阴”就是不是太阴病而又涉及到太阴的问题。
280条实际上是个双关语亦或是反语，就是话里有话，直接译就是“假设应该用大黄芍药的情况，也要减量”，隐含的意思却是不当用时千万不能用，按照胡学的思想真正的太阴病哪会有用大黄芍药的道理啊，而按照刘渡舟先生的体系就是要减大黄，而刘的弟子裴永清说是减量，是气血瘀滞。体系不同理解自然不同。
香港饶宗颐先生为什么学问做得好，那是他的眼界太宽了，一个断代不但要考虑这里同一时期发生了什么，甚至同一时期欧洲或其它地区发生了什么，好一定有好的道理。
我选择了胡希恕先生，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没有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