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阴阳五行说为什么成了中医核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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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说为什么成了中医核心理论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   
金栋 阴阳五行思想，是传统中医的理论基础。


是对宇宙生命的功能、属性、关系所作的归纳和分类，表示宇宙生命的一体两仪，既是对不同事物的归类，又是对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归类，体现了一分为二的宇宙生命发生论、结构论、功能论观点。”中医基础理论就是用“阴阳”之间的关系说明生理及病理变化的。阴阳的对立制约维持著人体的物质及功能的动态平衡，即“阴平阳秘”，如果阴阳的对立制约关系受到破坏，不能维持相对平衡，即出现“阴阳失调”的病变，“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阴阳之间又是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它们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即“独阳不生，孤阴不长”，“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反映在生理上，就是机体中的物质与物质、功能与功能、物质与功能之间的消长，是维持相对平衡的消长。如果这种平衡状态失衡，即出现阴阳偏盛、偏衰的病理变化。阴阳属性相对而划分，但二者之间又可以互相转化，反映在古代中医理论中，阴阳的转化可以用来解释某些病因，如“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寒湿之气属阴，温病、咳嗽之证属阳；风暑之气属阳，飧泄、痎疟之证属阴。伤于阴反病阳，伤于阳反病阴，这是阴阳转化思想的具体体现。阴阳学说是传统中医学全部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理解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也是研究古代医学必通的门径。 五行学说更是一种具有东方色彩的朴素系统论的原始理论。“它是中国先哲用以描述宇宙生命属性规律的一组符号系统。五行分别是五种物质——能量——资讯的符号，‘五行’之间的各种关系（生、胜、乘、侮）反映了宇宙生命各种物质、结构、能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运动和变化。”


古代医学家把哲学中的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领域，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五行学说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祖国医学特有的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促进人们从系统结构观点观察人体，在比较和辩证中认识人体的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人体与生活环境的统一。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五行学说的应用，加强了中医学关于人体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论证。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在五行学说的帮助下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系统化。五行系统除了分类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相生相克及胜复机制在传统中医学上反映了病因、病机、病理及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而严密的医学思想基础。传统中医也用“五行”作为解释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结构、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疗的根本大法，对于我们理解医学思想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义。（隋·萧吉撰，马新平、姜燕点校《五行大义·点校说明》） 换言之，阴阳五行说是传统中医的核心理论。为什么？主要与传统中医第一部经典《黄帝内经》有关。读读《内经》则会发现，《内经》以阴阳五行说为核心（最高）理论。（赵洪钧《内经时代》） 赵洪钧先生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内经》的脏腑学说，就是阴阳五行化的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学说。


五行学说在构成《内经》体系上尤其重要。不管人们认为这种学说多么朴素、原始，但就中医论中医----本质上是就《内经》论中医，只能说明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核心。稍微修正一下也只能说阴阳五行统帅下的以五脏为主的脏腑学说是核心。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内经时代》） 《内经》为什么以阴阳五行说为核心（最高）理论？因为《内经》的成书年代，正是阴阳五行说极盛的时代——两汉时期，自然受其影响，而不是先秦战国时期。 顾颉刚说： “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汉代学术史略》） 顾颉刚又说： “汉儒生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律。”（《古史辨自序·下册》）


梁启超说： “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要之，两汉所谓今文家经说，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什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汉儒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又说： “《黄帝内经素问》，此书为最古之医学书，殆出汉人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赵洪钧先生说： “阴阳五行哲学在汉代占统治地位，最盛行。《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内经时代》） 廖育群说： “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


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重构秦汉医学图像》） 所以，以阴阳五行为统帅的《内经》最应该成书于阴阳五行盛行的时代——两汉时期。


赵洪钧先生又说： “看来，必须对《内经》‘成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怎样才算 ‘成书’。……也就是今《内经》体系的天人相应学说、气化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我认为……都是九卷、八十一篇的《素问》和《灵枢》，最可能是东汉中期、班固之后出现的。这一点廖育群说得比较好，即刘歆的《七略》不可能漏掉这样两部大书。我再加上：班固也不可能漏掉这两本大书。或者说，班固写《艺文志》的时候，很可能还没有皇甫谧看到的《素问》和《灵枢》（即《针经》或《九卷》）。对看《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以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赵洪钧著，金栋补注《<内经时代>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