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与佛教也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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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与佛教也有关系吗？
金栋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 《健康报》2017年1月12日发表了山东中医药大学张志远教授的文章“攻读经典 力求实用”。文章说：
中医的思想受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佛家的思想。《黄帝内经》包含《素问》《灵枢》两个部分，《灵枢》《素问》都包含八十一篇。《难经》也是八十一篇，这些都是受佛教的影响。佛教认为，人生要度过八十一个关口，《西游记》中唐玄奘也是经历了八十一难才取回了佛教真经。而佛教思想也渗透到了医学、药学的领域，比如君主之官、相傅之官虽然都是外界词汇，但却渗入了中医学说中。 从张教授这段文章看出，《素问》、《灵枢》和《难经》各八十一篇这个数目，源于“佛教认为，人生要度过八十一个关口”，而“君主之官、相傅之官”是“外界词汇”，似乎与佛教也有关系。 对上述说法，我不敢认同。 首先谈谈八十一这个数字是否与佛教有关。 佛教何时传入我国，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

据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考证，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我国之始。当代学者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就是采纳了汤用彤先生的说法，而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也认同这个说法。 《浮屠经》，即佛教经典。《浮屠经》的具体内容，《史记·大宛列传》的《正义》引文有记载。据百度介绍，这部佛经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包括释迦牟尼是哪儿的人，父亲叫什么名字，母亲叫什么名字。经中叙述释迦牟尼的母亲因梦见白象而怀孕。说释迦牟尼是从他母亲的右肋出生的，一生下来就能走路，向四方各走了七步等等。这些故事在后来传入的佛传故事中非常普遍。从这个介绍可以看出，西汉哀帝时期，传入我国的《浮屠经》没有说“人生要度过八十一个关口”。


佛教虽在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但一直到东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的。一般将佛教理解为类似汉初的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我国最早流传的佛经是东汉时期的《四十二章经》，据相关史籍记载，是由摄摩腾、竺法兰二人翻译。《四十二章经》的版本虽有十数种之多，而且文字也有出入，但是通览《四十二章经》这部佛经译文，也没有发现有“人生要度过八十一个关口”这句话。 据史料记载，佛教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当始于汉魏之际。成书于汉魏之际的牟子《理惑论》，则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但是此书中也没有“人生要度过八十一个关口”这个说法。 由此可见，无论认为今本《内经》（《素问》和《灵枢》）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还是成书于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时期，与早期流传于我国的佛教经典如《浮屠经》、《四十二章经》及《理惑论》等对看，八十一这个数字与佛教无关。怎么能说《素问》、《灵枢》八十一篇这个数字是受佛教的影响呢？据史料记载，唐代高僧（唐玄奘）西行到印度取经，前后十七年，行程数万里，虽历尽坚辛苦难，然由其口述、弟子辩机笔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也未见有九九八十一难之说。明代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磨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中说“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不得完成此数”，唐玄奘西行取经之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吴承恩从小说的角度杜撰的，佛门中从未有“九九归真”之说。以后出的明代吴承恩《西游记》中唐玄奘历经八十一难而取回佛教真经为例，认为成书于两汉时期的《素问》、《灵枢》和《难经》各是八十一这个数目，源于佛教，显然不合适。


读读司马迁《史记·律书》、刘安（食客）《淮南子·天文训》及班固《汉书·律历志》等两汉典籍，则会发现“八十一”这个数字，在汉代非常受重视。这是因为“八十一”与汉代尊崇“黄钟数”有关。因黄钟是六律之首，为制事立法、典章制度之准则。 司马迁《史记·律书》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一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百王不易之道也”，“律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黄钟长八寸十分一宫”。 刘安《淮南子·天文训》说：“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三月而为一时，……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黄者，土德之色；钟者，气之所种也。” 班固《汉书·律历志上》说：“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书》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黄钟：黄者，中之色也，君之服也；钟者，种也。……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 黄钟，六律之首，声调洪大响亮，为古代矫正音律的乐器。黄钟长九寸，每寸九分，共计八十一分。即黄钟数八十一，由九而来（九而九之），以此引申为事物的标准、典范，凡制事立法、典章制度等必须遵照执行。汉代有这样的典章制度，而《素问》、《灵枢》等各九卷、各八十一篇，就是在自然不过的事了。所以《灵枢·九针论》说：“天地之大数，始于一而终于九。……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钟数焉。”张介宾《类经·针刺类二》说：“自一至九，九九八十一而黄钟之数起焉。黄钟为万事之本，故针数亦应之而用变无穷也。” 古人认为，九为数之极、数之大，取最多至广之义。且又为万物之本元，用变无穷，凡制事立法、典章制度等必须遵照执行，所以，九针乃应“天地之大数”九及“黄钟数”八十一（九而九之）天人相应、取象推演而来。因“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而有“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素问·离合真邪论》）之圣训典范说。故九和八十一在汉代有很重要的意义，《素问》和《灵枢》都是各九卷、各八十一篇，是西汉中期以后的统治思想给《内经》留下的烙印。这怎么能说是受佛教的影响呢？ 其次谈谈“君主之官、相傅之官”是否为“外界词汇”？ 按照张教授这篇文章理解，“君主之官、相傅之官”好像源于佛教而成了“外界词汇”。 “君主之官、相傅之官”，不但不是佛教外界词汇，而且是正宗的汉语词汇。如先秦典籍《荀子·解蔽》篇说：“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同书《天论》篇又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者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者谓天君。”再如西汉典籍《淮南子·原道训》说：“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致使四肢，流行血气。”这不正是《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版本渊源吗？“相傅之官”，史书无此官名，《内经》言之，应该是相和傅的连称——相和傅都是官名。相，汉代诸侯国官名，秦、汉朝叫做丞相、相国。古有太傅，傅，颜师古注说：“相也。”


《史记·孝景本纪第十一》说：“中五年夏……更命诸侯丞相曰相。”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说：“汉初，天子置太傅以辅王，成帝时，太傅但曰傅。……汉天子代诸侯王国置相。初名相国，惠帝元年更名丞相，景帝中五年，复更名为相。”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说：“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 最后谈谈《内经》是受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还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今本《内经》的成书时间应该是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时期，这个时期佛教还没有在我国广泛传播，上面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与佛教思想无关。但是，有人还错误地认为，《内经》和道家关系最密切，有必要略说一下，儒、道两家谁对《内经》的影响更大。 唐代开始编纂的《道藏》收入了《黄帝内经素问》，有的古人可能据此认为，《内经》属于道家书。近来还有学者说：“《内经》之学，出于道家，故古代以黄帝与老子并称。”


（胡天雄《素问补识》）《内经》出自道家说之谬误，不必费力驳斥。因为西汉学派中，儒、墨、道、法、阴阳家都属于社会政治思想流派，而《内经》是研究人体生命现象的，她不属于、也不会出自政治思想流派。只是她援用的哲理和当时的学术流派会有关系。 看一下《汉书•艺文志》就更清楚。其中道家和方技，互不相干，完全不是一家。后世著名医家，也没有人认为《内经》出于道家。今本《内经》，虽然经过“弱龄慕道”的唐代人王冰整理流传下来，却不能据此说《内经》属于道家书。如果说《内经》中有道家思想，那是对的。今本《内经》把道家思想较多的的《上古天真论》作为第一篇，就是王冰重新编次的结果。显然把道家思想排在最前面，以示尊崇。其实，也不过是王冰尊崇而已。因为，对《内经》体系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赵洪钧《内经时代》说：“《内经》体系中，有以下四个自然哲学理论。即：①阴阳学说②五行学说③天人相应学说④气和气化学说。” 以上四个自然哲学理论，都早被汉代儒家全面吸收而且是两汉的主流思想。汉儒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正是他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董氏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充斥着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和气化思想。正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所说：“两汉所谓今文家经说，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十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所以，可以毫无疑义地断言：《内经》体系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最大，因而带有典型而深刻的汉代儒家思想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