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法选择是时势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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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栋　山西晋中第三人民医院

我国著名已故中医学家刘渡舟教授在《论发汗解表法中的片面性》中提到“要确切地承认伤寒的‘寒’，就是寒冷之‘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伤寒在我国也曾有过大的流行”、“伤寒既然是‘寒’，而不是温，就应当用辛温之法。”以上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伤寒”病有大的流行，既然病是“伤于寒”，所以产生了以“温”法为主的《伤寒论》。可以说在面对当时流行的疾病状况，温法的选择不仅是人为的选择，更是时势使然。

那么后来为什么还会出现其他的方法，出现其他的医学流派呢？在《中医各家学说》讲述吴有性对瘟疫论述的部分，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公元1408年至1643年，发生温疫流行达19次之多……当时医家误以伤寒法治之，致使病人而死，比比皆是，不可胜计”，吴有性痛切感到：“守古法不合今病……不死于病，乃死于医。”如果伤寒法效果好的话，会出现其他的方法吗？那为什么在“彼一时”有效的伤寒法到“此一时”却没有效果了呢？是因为气候变化在其中一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中医界治疗思路的流行不是依靠医生的好恶，或者家传师授，而更多的是疗效使然，“适者生存”。某种治疗思路疗效好是因为正好暗合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也就是说，不是某种治疗思路崛起于某个时代，而是某个时代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选择了某种治疗思路。使用某种思路的人多了，便集合成医学流派。伤寒的方法不合于温病，是因为时势的变化。时势的变化中，气候的变化属于“天”的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的变化在所有的因素中应该是最重要的。

伤寒学派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医学流派，从东汉到现在2000多年，经历了由隐到显、起起落落的变化，用历史气候的变化决定医学流派兴衰的观点来考察，这样的变化有其规律在内。根据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祯先生对中国5000年气候的考察，从春秋到前汉时期，气候一直温暖，到了东汉末年，气候却急剧变冷，人类很难适应，天行寒疫，当时人口大量染病死亡。张仲景身逢其时，面对无法适应寒冷的疾病人群，勤求博采，总结治疗经验，写成《伤寒论》这部伤寒学派的奠基之作。从《伤寒论》写成到唐宋的1000多年时间里，它并不是很流行，这本书没有失传，有赖于王叔和的整理。王叔和生活在3世纪中期到4世纪初，此时我国“每年阴历四月（阳历五月）降雪。直到第四世纪达到了顶点，……那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2℃~4℃”，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低温天气促使王叔和对于这本伤“寒”书的整理。《伤寒论》的复兴是在宋朝，从公元1042年到1156年，是伤寒学派重要医家庞安时、朱肱、许叔微、成无己生活的年代，气候寒冷的宋代，促使研究伤寒的著作大量出现。元朝之后到现在的500多年都属于第四次寒冷期，清代主要的伤寒学派医家喻昌、柯琴、张志聪等完成主要著作的时间都在1620年~1720年之间。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寒冷的气候给这些医家提供了伤寒法实践的基础。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些事实，如以寒凉为学术特点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生活的年代是公元1110年～1200年，处于第三个寒冷期，却没有以温法为方向，他在《伤寒论》的基础上，总结经验，首先明确提出辛凉解表法以治当时的热性病，其谓:“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这提示我们气温的变化不是决定选择治疗方法的唯一要素，还有更多的规律在其中。不过以上讨论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气温和医学方法相关性的判断，气温的变化与治疗方法的选取之间，有很大的关联。

进入新世纪，中医界崛起了一个新的医学流派“火神派”，这一派“重在阳气，善用辛热为长”、“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火神派脱胎于伤寒学派，火神派方法的流行可以视为伤寒学派方法流行的一种延伸，从本质来讲都是研究“伤于寒”的。在临床上火神派的方法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笔者临床上对于久治不愈的银屑病（牛皮癣）患者，应用火神派的方法，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