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史欣德老师推荐过。
张文选先生讲方证摘自《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
辨方证论治强调以经典原著的原始方证为依具。要求医者必须熟谙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的原文，掌握其中的方与证的相关的规律，方证效应的规律以及辨识方证的思路。例如五苓散证， 《伤寒论》第71条，73条，74条，156条，386条不仅论述了五苓散的适应证，阐明了此方证与茯苓甘草汤证，泻心汤证，理中丸证的鉴别，而且阐发了五苓散方证的效应“多饮暖水，汗出愈”，即强调五苓散是汗剂，其效应是汗出愈。医者只有真正掌握了仲景原著五苓散方证理论，才能在临床上准确的应用此方。辨证论治者不同，它不一定强调熟读 《伤寒论》原文，不一定要求按照 《伤寒论》方证使用五苓散。同样是用五苓散，前者着眼于“小便不利，口渴，烦，脉浮”等五苓散证，既可将之用于水肿，更可以将之用于腹泻，呕吐，眩晕，心下痞，郁证，霍乱，颠眩等病症，而且，在方证效应方面，着眼于汗出愈。传统辨证论治则将之作为利水剂，主要用于水肿，多从辨水肿的水湿内停证为着眼点使用该方。辨方证论治有深厚的理论为依托 ，有前人已经建立的规范可遵循，它充分吸取了古人的经验，是借助前人的经验而用方治病。辨证论治则是根据中药学方剂学的一般理论用方治病。两种体系辨证用方的思路截然不同，其起点与要求有高低之别，成功与获效的几率更有大小之异。
经方临床家胡希恕先生在《经方传真》中提出， 《伤寒论》有桂枝证，柴胡证，是以方名证的范例。“辨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是辨证的尖端”。刘渡舟先生提出“ 《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刘渡舟医学全集》）所谓“辨证知机”，就是辨方证的方法。
仲景的药证、方证之外，后世医家的药证、方证研究是零星和散在的。唯张文选教授提出温病方证和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的概念和设想，并出版了《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一书，梳理了近百首温病方的方证，其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结合临床经验。
《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一书提出了温病的方证理论体系,把100首温病方以方类证,分为31类,先论方的结构特点,后论证的特征,再论临床应用。全书打破了既往以9种温病及三焦卫气营血为纲的框架,突出方证体系,以方为纲,以证为目的论述温病的辨治.
不辛苦，阅读此书乐在其中。
说“传统辨证论治则将之［五苓散］作为利水剂，主要用于水肿，多从辨水肿的水湿内停证为着眼点使用该方”是对“辨证论治”的曲解，将“辨证论治”矮化为“按症状用药”。
所谓“辨证知机”，就是辨方证的方法。－＞把两者的“递进关系、层次高下”弄反了。
我觉得，张教授做了很有意义的开拓，这本书很有价值，对温病方在临床上的准确使用有很大的促进。
“辨方证”的优势在于精确（所谓“尖端”）和规范。
而“辨病机”对于“认识疾病本质、把握治疗方向、制定治疗策略”三方面的指导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别读的好
我觉得，张教授做了很有意义的开拓，这本书很有价值，对温病方在临床上的准确使用有很大的促进。
“辨方证”的优势在于精确（所谓“尖端”）和规范。
而“辨病机”对于“认识疾病本质、把握治疗方向、制定治疗策略”三方面的指导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您前两段说的很好, 我很赞同您的观点 。
“方证辨证”其实内寓病机，不是对号入座这么简单！当然也不是“套方”。但是，我们慣常所说的“病机”，并不能还原“经方”。
黄仕沛《经方方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
对病机我同意黄仕沛老师的观点,
为了说明两种体系辨证用方的思路不同, 张文选教授举的例子可能不够准确, 但他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
根据中药学方剂学的一般理论辨证论治, 着眼于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 辨证是医生主观思维的结果, 治病用方比较松散，加减变化随意，疗效难以重复。
“辨方证”与“辨病机”并不是对立的，不属“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二选一”，也不存在“无前提条件的绝对优劣之分”。
能明显辨出属于何种方证的，具有“某方证”典型症状和脉象表现的疾病，当然以方证辨证为主，以求“精准用药“，对病靶实现“精确打击”（可谓之“尖端”），从而获得“桴鼓之效”。
而对于症状和脉象不典型，难以辨明属于何种方证的疾病，就要综合分析各种症状及脉象舌象，找出其内在的“病机”，从而指导选择“证机”最为近似经方，再进一步根据“兼带症状、急迫标症”做加减（如有“药证”优先考虑，没有对应药证的，按副症的病机选药），这才能实现经方的拓展运用，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疾病，解决当今临床的实际问题。
“辨方证”与“辨病机”有各自的长处和适用情况，恰当的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才能提高临床辨证用药的准确性和疗效。
个人看法，仅作探讨。